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

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

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

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

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

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

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

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

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

《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

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

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

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

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

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

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

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

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

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

《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

《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

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

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

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

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

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

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

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

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

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

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