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最高顶峰，其中《唐律疏议》《永徽律》是中华法系的瑰宝，后世代的封建王朝均以此为范本，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图。《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勤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唐律不仅影响了中国世代封建王朝，而且影响了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封建律法，是形成中华法系的渊源。法系是西方法学家发明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一个（超过一个国家以上的）地域所遵循的共同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上，以唐律为代表的整个东亚，包括当时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在适用这样一套法律制度，所以西方人把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律称为“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世界法律文化中很独特的代表，最能够体现中华法系内容、结构和原则特点的恰恰就是唐律。

　　唐律开先河提出了和离制度，并且应用于实践，虽然与盛唐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但也是中华法律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和离制度赋予男女双方对不和谐的婚姻提出解除的权利，不需要特别理由，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相当于今日之协议离婚。

　　唐代名臣颜真卿为抚州刺史时，有邑人杨志坚妻，“以资给不充”为由，向其夫索求离婚书。杨志坚赋诗一首代替离婚书，“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颜真卿予以判离。也有因女方父母病重，女方提出离婚，归养父母者。唐初刘寂妻夏侯碎金，其父“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获得离婚。还有因男方得重病恶疾，无法共同生活，而提出离婚者。唐文宗大和七年，右庶子吕让的侄女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子。然自开成三年萧敏“心疾乖忤”，即患上了精神病，故女方提出离婚，获准。和离的原因有很多，女子主动要求和离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大量的史实事例表明，唐代女子在解除婚姻关系过程中可以处于主动地位，这既是法律明文授权，又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对于事实婚俗的确认和肯定，唐代女子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是高于其前代后世的。这也是盛唐文明高度发达在婚姻领域的表现之一。

　　唐代女子的地位提升的最大证明是出了第一个女皇帝，这在前世和后世封建制王朝中再没有出现，不论是之前的吕后还是之后的慈禧，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敢逾越封建礼制，奢望成为皇帝。慈禧为了巩固权力，防止皇帝成年亲政，甚至屡次立幼年皇帝以逃避封建礼制的制约。

　　敦煌文书三件放妻书样文来看，“和离”在唐代社会确实较多实行，而且丈夫还有对妻子和离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送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初唐、盛唐时期，与蕃邦异国交流繁密，社会风气中自由开化之风很浓。在婚姻领域，政府诏令鼓励女子再嫁，很多“文君新寡”式的女子多次再嫁，勇敢地追求幸福，而且社会对待她们也并无歧视。旧唐书中记载，“崔绘妻卢氏，幽州范阳人也，为山东著姓。”，“绘早终，卢即年少，诸兄常欲嫁之。”求婚的是工部侍郎李思冲，足见当时丧偶女性在婚姻上尚不像后世那样受人歧视。

　　高宗永徽年间，唐宗室楚王李灵龟薨。其妃上官氏的兄妹劝上官氏改嫁他人时说：“妃尚年少，又无所出，改醮异门，礼仪常范。” 由此可见，年少无子改适异门在盛唐时期并不是不遵礼法的行为，而是一种被礼仪所准许的正常行为。

　　但是，“从一而终”在唐代中后期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确切地说是官方宣扬的思想。“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的条款，这是对于守节妇女守节之志的肯定与保护，也证明立法者对于妇女守节的支持态度。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具有非凡价值，是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也是最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一准乎礼”的原则之下，又表现出对现实民间婚姻习俗与婚姻状况的尊重认可，特别是个别富于人性化的规定，如“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又如，“和离”制度等都是规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都是将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区别与前后各朝各代的婚姻法律制度，最大限度表现了唐代立法思想的开明和先进。甚至抬升了整部唐律的价值，使一部刑律为主的法典闪现出民法性的光辉。

　　唐代以后的历代律文中，关于婚姻法律制度的规定都没有如唐律的先进思想，这与唐代以后理学发展儒教兴盛有莫大干系。但仅以法律先进性而言，唐律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法，而其中最先进者，以婚姻法律制度为最。唐律的成功在于开明与兼容，过多的限制只会导致沉闷。生活需要活力，婚姻法律制度为生活而制定，又怎么可以缺少活力呢？这种活力应该也只能来自思想的碰撞与共存。任何大一统的思想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活力。唐代婚姻法律立法思想不仅循礼而行，而且承认民间婚俗所默认的现实。

　　唐律对外国人的准据法进行了先进的立法。唐律“化外人”原则，“化外人”原则是指：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不受中华文明的都是教化以外的。所谓“化外人”就是现在的外国人，“化外人”原则在强调：唐代是一个中外交流的频繁的时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进行交易，进行各种生活，这就不免产生矛盾，发生矛盾就需要适用法律，唐王朝为了体现开放性，确定“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原则规定：如果两个外国人，共属一个国家，他们在当时的唐王朝统治的中国发生纠纷，唐王朝官府准许适用本国法律来解决纠纷，叫做“依其本俗法”。如果两个化外人，分别属于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化外人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就要按照“属地”原则。就要适用唐王朝的法律。适用这样一种规则，来尽可能体现法律的公平。这样既维护了主权原则又体现了公平原则，又适用了开放的社会局面。所以唐律所归纳总结出的原则，即使对今天的司法实践，也有许多借鉴原则。

　　这样的古代法典原则，到了明律以后就改变了，大明律就规定，只要是化外人，不管是否一国，只要在明王朝的统治地域内，一律适用大明律。大明律变成单纯的“属地”原则，抛弃了唐律先进的化外人制度。

当然如果和现今比较，还是目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最好，也最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