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被动或主动地，错误或正确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融入得不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世界发达先进国家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会给中国带来灾祸，社会就会在低位徘徊，经济就会在潜在增长率之下运行，或陷于缓滞状态，甚或倒退负增长；融入得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先进国家的关系处于良好正常状态，中国就会赢得大好发展机遇，就能比较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经济就会处于向上通道。

上世纪50年代，中国虽然遭受西方封锁，但因与前苏联正处于蜜月期，得到了前苏联大手笔援助，故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能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1979年中美建交，与中国经济踏上牛市长途，发生在同一年，这不是巧合偶然，两者存在因果关系。30年来一系列的史实反复证明，成功的“中国道路”和有效的“发展模式”，与中外关系行情的向上攀升存在着至为密切的关系:1982年，中国人均口粮达到700斤，这与大唐开元盛世时的水平相当；1980年代前半段，中国纺织品出口逐年大幅增长 ，这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进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2001年，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中国外贸出口连续六年半持续大幅增长，今天中国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多是在中国加入WTO后赚得的。

在表述“中国道路”、解读30年来之“发展模式”的时候，国人应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笔者以为当年梁启超先生之“三个中国论”仍有必要重温一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梁先生之“世界之中国”似应被置于最高位，由此摆妥“亚洲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关系。中国人应该多多强调自己是国际社会之一员，强调中国道路就是走全球化之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与世界合作，与世界自由贸易，公平买卖，与世界和平相处，与世界和谐发展。

万物皆备于我，天地与我为一，世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思想科学资源）远比中国本土丰富，国人不必拘泥、凝滞于那些可用的资源原存、原创于哪里，只要它于我有利，我们就大方地拿来为我所用，不必去刻意追求 “中国式话语体系”，也不要苛求是不是“中国文化本有的概念”。坦克原创于一战时的英国，是德国人在二战时将其强大功能发挥出来；魏源之《海国图志》原创于中国，是日本人运用并发挥了它的巨大价值。世界万物本无主，谁用属谁利于谁，世界各国的发展演变兴衰成败史有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国人好好总结。如果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概括和话语表述，其使用的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必须是中国文化本有的概念，那无异于作茧自缚，用李斯《谏逐客书》中的话说，就是“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当今，全球化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只能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被封锁没有出路，自我封锁也没有出路，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合时宜地偏狭地对“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解释、表述是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前进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