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杨绛找丁关根告状，真相是这样的：

这事最早是徐晋如在《红朝士林见闻录》提到，但他夹带了私货。

范旭仑李洪岩的书籍销禁，这原是一桩著作权纠纷的旧案。1997年5月31日，钱钟书、杨绛两人一齐致信给国家版权局，称：“大连出版社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于1995年11月擅自将我们的私人诗函、墨迹、照片等，连同其他记载失实的报道，编成《记钱钟书先生》一书”是对他们著作权、肖像权的严重侵 害。

徐晋如是范旭仑李洪岩的朋友，也写文称赞过他们的研究，当然多少有些打抱不平。然而被他曲意一渲染，事情变成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插手来行政干涉；而且时间点往后移了不少（李范的书是95年出的），故意不提钱钟书本人在1997年也参与了告侵权的事实。

官司事件后，即使杨绛和范旭仑、李洪岩有了摩擦，范仍然在大连图书馆工作得好好的，之后也一直做钱钟书研究，李洪岩一直在社科院近史所工作，哪有什么上级施压检讨丢饭碗的事情。范旭仑作为铁杆钱粉的研究水平，恐怕还轮不到有些人来说三道四。

批评钱钟书有什么稀罕的。好好的学术争论和正常的批评，有何不可？有些人要脑补上升成政治问题，还非要编排讲杨绛“文革手段”，是既不了解钱钟书夫妻作为知识分子的傲气和度量，也不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的碰撞和激荡。

且不说事情不清，选在这个关口发这种微博，怎么看也不是厚道人的做法。

不甘心于“朋友圈鸡汤”层面的大V们又举起了“批判”之旗，然而还是遭到了“考据党”的反驳。不过按照大V们的习惯，这些反驳照例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微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