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包刘峙虽然在淮海战役中的军事指挥一塌糊涂，军事眼光毕竟还是有的，他战后曾经评价说：“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当然，这是敌人的说法，在解放军看来这就是“阵前起义”！而该师所属的第85军各师的结局，几乎准确回答了如题所问的“起义和投诚”的区别。

第85军属于何应钦系统，1948年9月才划归第十二兵团指挥，因此在“土木系”看家部队组成的兵团中属于另类，颇受第18军、第14军的排挤和歧视，这也是蒋军痼疾。该军军长吴绍周虽然兼着兵团副司令，但是没什么话语权，下辖第23师、第110师和第216师，全部跟随黄维到了双堆集。

中原野战军刚刚完成对第十二兵团的包围后，黄维决定以四个主力时齐头并进实施突围，地下党员廖运周自告奋勇率110师打头阵。于是1948年11月27日拂晓，廖师主力包括师部及329团、330团共5000余人举行起义（另外一个团被留作了兵团预备队），部队顺利通过中野阵地开向解放区，起义获得成功。

所以“起义”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必须是敌方部队的主动行为，其次是在战场形势不明朗、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因为此时黄兵团主要战斗力犹在并且建制完整。同时还要与我方提前进行接洽，廖运周就派出了侦察连副连长前往中野六纵联系，而王近山司令员则指示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前往110师师部担任联络员。

显然，《亮剑》中这项任务由纵队副政委赵刚来完成就明显级别太高了，不甚符合军史。最后一点，如果起义部队中有我方地工人员领导和筹谋，那就是完美的起义行为，黄埔毕业生廖运周那是1927年的老党员，所以，第110师的起义完全符合各方面条件，虽然带出来的部队不多（重炮带走一批），但是对敌人的心里震撼是非常巨大的。

第110师战场起义后，书呆子黄维愈发对整个85军不信任起来 ，该军其它两个师的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收音机也都强令关闭，甚至各师与85军军部的有线通讯联系，也必须经过第18军转接，这也就加速了敌人内部的分崩离析。中野和华野联手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后，战至12月9日，敌第十二兵团已被压缩到很小的区域内。

当天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血战大王庄，全歼第18军“老虎团”第33团，小王庄观战的第85军第23师官兵看得是心惊肉跳，而我军似乎因为110师起义的关系，对小王庄也是手下留情没有立即发起攻击。经过阵前喊话，第23师师长黄子华当晚率领全师三个团、以及第216师的一个团共10000余人“投诚”，放下武器走向解放军阵地，所以第85军最后只有三个团是被消灭的。

当然，起义部队和投诚部队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第110师起义后受到热烈欢迎，经过思想教育会整建制编入我军作战序列（二野第14军第42师）。而投诚的部队首先要缴械，一般高级军官会被遣返回籍，大部分下层军官和士兵经过思想改造后会分别补入我军各部，意味着这支部队建制不在，只能说比“投降”的待遇稍好一些。

其实“叛变”和“投敌”的区别也在于此，那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一般而言，我方人员被捕后禁不住诱惑或者严刑拷打，最终改变立场的是为“叛变”，比如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地下工作者。

而“投敌”则是脱离我方阵营的主动行为，比如在武汉主动投靠军统的张国焘、比如从重庆出走投奔日寇的汪精卫等，是抗战时期两大投敌事件的代表。

就部队而言也是如此，携械主动投奔敌方阵营谓之“投敌”，在敌人的拉拢和诱惑下反水则成为“叛变”，不过，虽然叛变和投敌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完全可以统一称为”叛徒”。